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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……

    4月，乌兹别克斯坦，费尔干纳谷地。

    十八岁的古尔诺拉·卡里莫娃在黑板上写下二次方程求根公式。

    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响，窗外桑树刚发新芽。

    这是“丝路女子职业高中”的第一节数学课。

    古尔诺拉的父亲是费尔干纳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，母亲在家门口开了一间缝纫铺，给邻村新娘做婚纱。

    91年以前是苏联婚纱，长袖，高领，白纱覆面。

    91年以后是“乌兹别克传统婚纱”，刺绣花帽，丝绒长裙。

    古尔诺拉两种都会做，但她不想做一辈子。

    三个月前，九黎援建的“费尔干纳—奥什公路”项目招工程翻译，她通过了笔试，但在面试环节被刷掉，因为她不会看工程图纸。

    考官说：你的英语够用，俄语流利，但你读不懂等高线，看不懂桥梁结构图。

    古尔诺拉站在考场门口，盯着那张退回的报名表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她在《费尔干纳真理报》找到一条招生广告：丝路女子职业高中首期招生：公路工程概算，物流单证，基础测绘，汉语会话。

    学制一年，学费全免，提供食宿。

    毕业推荐至中—乌合资路桥企业就业。

    她报了名。

    数学老师姓刘，四十五岁，九黎援建工程师，左手三根手指在二十年前修滇缅公路时被压断。

    他用残手握粉笔，板书工整得像印刷体。

    “二次函数图像是抛物线。”刘老师说，“你们以后搞道路设计，要算竖曲线，那就是抛物线。”

    他转身，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山的剖面，一条红色虚线从山脚穿越顶峰，延向另一侧。

    “这座山叫天山，你们费尔干纳谷地北边那条路，将来要翻三座这样的山，通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。”

    他指着抛物线顶点。

    “坡度每增加1%，十吨货车的燃油消耗增加8%。”

    “你们算好这个，就是给国家省柴油，给自己省轮胎。”

    古尔诺拉第一次知道，修路不是挖土铺沥青。

    修路是数学。

    6月，古尔诺拉以全班第二的成绩毕业，进入“中亚—九黎联合路桥公司”费尔干纳—奥什段项目部，任助理概算员。

    她负责的第一项工作是核算一座跨越纳伦河支流的大桥造价。

    桥长147米，预应力混凝土箱梁结构，设计使用年限一百年。

    她算完最后一组数字时，夕阳正从测绘帐篷的缝隙斜进来，落在图纸右下角的签名栏。

    她拿起笔，用刚学会的汉字写下自己的名字：古尔诺拉。

    9月，土库曼斯坦，马雷绿洲。

    五十三岁的贝利·安纳耶夫把最后一捆羊毛毡装上皮卡货斗。

    他是马雷周边最后一个还在手工擀制传统土库曼毡房的匠人。

    苏联时期，这种技艺被当作“封建残余”，禁止公开传授。

    独立后，偶尔有西方人类学者来拍摄纪录片，拍完就走，留下一盒录像带，没有订单。

    但上个月来了另一批人。

    他们不拍纪录片，只看样品。

    “这些毡房，出口到伊朗马什哈德，”翻译说，“朝圣季，什叶派从世界各地涌来，旅馆不够住。”

    “临时毡房营地，一顶能住五个人。”

    “多少钱一顶？”安纳耶夫问。

    对方报了一个数。

    安纳耶夫计算：一顶毡房的毛利，等于他过去三年卖羊毛毡的总收入。

    “要多少顶？”

    “第一期五百顶。三个月交货。”

    安纳耶夫家的院子里，那个下午第一次响起电动缝毡机的声音。

    他三个出嫁的女儿被叫回来帮忙，女婿负责运输，外孙放学后蹲在院子里给羊毛除尘。

    两个月后，第一批毡房装车启运，沿新建的马雷—谢拉赫斯公路驶向伊朗边境。

    谢拉赫斯口岸的土库曼斯坦海关官员，在那批货的报关单上盖了一枚鲜红印章。

    这是他今年盖过的第一枚“工业制成品出口”章，此前全是天然气，棉花，生皮。

    安纳耶夫不知道什么叫“非资源型产业转型”。

    但他知道，那五百顶毡房的货款，给外孙交了下学期的学费。

    三个月后，伊朗马什哈德传来追加订单：一千顶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3月，塔吉克斯坦，戈尔诺—巴达赫尚自治州。

    海拔四千二百米，帕米尔公路零公里里程碑。

    工程师萨利姆·纳兹里耶夫蹲在路基边缘，从冻土中拔出一截拇指粗的铁钎。

    钎头三分之一裹着褐色冰壳。

    他对着阳光看了看，用卷尺量出深度。

    “季节性冻土层，”他对旁边的九黎技术员说，“设计承载力系数要下调零点一五。”

    技术员把数据记在平板电脑上。

    “萨利姆师傅，您怎么判断是季节性，不是永冻层？”

    纳兹里耶夫没有马上回答。

    他站起来，脱下手套，把赤裸的掌心贴在被钎头凿开的冻土表面。

    “你摸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技术员犹豫了一下，也脱下手套。

    冻土很冷，刺骨的冷。

    “摸到了吗？”

    技术员摇头。

    “四月的阳光，”纳兹里耶夫说，“能把表层三厘米晒化，夜里再冻上，每天融化—冻结—融化—冻结。”

    他指着那块褐色的冰壳。

    “永冻层不会这样，永冻层一冻就是五千年，你凿开它，它流血。”

    他把手套戴回去。

    “我父亲修这条路，苏联时代，他在奥什—霍罗格段铺了三十七公里沥青，那时他三十二岁。”

    “现在路还在吗？”

    “在，但苏联解体后八年没人养护，一半路段被泥石流冲断，剩下全是炮弹坑。”

    他站起身，望着远方雪线。

    “他退休后每天坐在家门口，看着那些炮弹坑，看了一年，死了。”

    技术员沉默。

    “我答应母亲把这条路修好。”纳兹里耶夫说，“让她每天坐在家门口时，看到的不是父亲的坟，是通车的卡车。”

    9月，奥什—霍罗格—杜尚别公路阿富汗战争后首次全线贯通。

    通车仪式没有剪彩，没有官员致辞。

    第一辆通过全线的是满载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九黎卡车。

    第二辆是纳兹里耶夫驾驶的皮卡，后座放着一束他母亲在院子里种的玫瑰。

    他把玫瑰放在父亲坐了一年的那张椅子上，然后上车，驶向帕米尔公路零公里处。

    那里立着一块新里程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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